今年7月前后，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《中国1865个县域人口变迁报告》。报告查的是2020年到2024年的数据，范围是28个省份的1865个县域。 北京、上海、天津，以及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，没有计入。 结果很直白。1623个县域人口净流出，占87%。 只有242个县域净流入，占13%。2024年，1865个县域的净流入率中位数是负17.27%，2020年是负16.98%。 四年过去，缺口又大了一点。这个数怎么理解？一个县户籍上有100人，常住的大约只有83人。 其余的人在外地工作生活。这个口径看的是人实际住在哪里，户口迁没迁并不影响结果。所以它比户籍数字更贴近日子。 各省的差距不小。黑龙江67个县域，有65个净流出。贵州71个县域，66个净流出。 广西70个县域，67个净流出。东北和西南的县城，眼下压力最大。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一半以上的县，被叫作重度流失县。 2020年全国有6个，2024年增加到12个。呼玛县的净流出率是86.23%，排在第一。 户籍人口从接近27万降到不足25万，常住人口从3.6万降到3.4万。离大城市近，也不一定留得住人。 甘肃皋兰县紧挨兰州，2020年净流出率是36.82%，2024年升到73.58%，四年涨了36.76个百分点。这个县没有接住省会外溢的人口，反倒被兰州进一步吸走。 皋兰的例子说明，路修通了，人不一定留得下。交通方便，出门更容易。 本地要是没有像样的工厂和岗位，青壮年坐上车就走了，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。房价再低，也拦不住要养家的人。县域外流不是这几年才有的。 2000年，全国县域净流出约3609万人，69%的县域在流出。 到2020年，净流出规模已经超过1.5亿人。 1990年代、2000年代和2010年代这三个十年，县域常住人口分别减少0.28亿、0.84亿和1.07亿人，一次比一次多。再粗算一笔账。 2020年，纳入统计的1874个县域，常住人口合计7.48亿，约占全国14.1亿人口的53%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还有一半出头的人住在县里。 按眼下的流向，这个比例迟早会跌破一半。我们判断，标题里的"超一半"，指的就是这个拐点。 这些人去了哪儿？ 少数进了本县县城，更多去了地级市、省会和全国性的中心城市。所以会出现一种情况：县城看着越来越热闹，全县人口却在减少。 乡镇的人往县城搬，县城的年轻人又往外走。第一个去处，是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。这里制造业门类全，服务业层次高。 上海、深圳、广州能吸纳人，苏州、无锡、佛山、东莞这些制造业重镇，也接收大量外来劳动力。城际铁路连成网，换份工作不用换城市。 沿海的吸引力也在变。报告把净流入率超过70%的县域称为强虹吸县。 义乌2024年净流入率是105.80%，比2020年低了约12个百分点。昆山从96.08%降到66.79%，退出了这份名单。 晋江是65.49%。这些强县照样吸人，只是劲头比前几年弱。具体原因还有待研究。 我们推测，一方面是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，另一方面是工厂自动化，用工需求在变。这只是一般性的判断，还得看后续数据。 第二个去处，是中西部的强省会。成都、武汉、西安、长沙、郑州，集中了本省最好的三甲医院、重点中学和高校，区域总部和产业园区也多落在这里。 跨省打工路远、成本高，不少家庭宁愿留在省内。挣得到钱，离老家也近。 第三个去处，是大城市周边的近郊县市。 主城区房价高，不少上班族把家安在几十公里外，靠地铁和市域铁路通勤。多花一些时间，换更低的居住成本。 强虹吸县的数量，从2020年的13个增加到2024年的17个。 报告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格局：两端在膨胀，中间在塌陷。 一头是产业、资源或区位占优的县域，继续聚人。另一头是加速流失的县域。大多数普通县城站在中间，竞争压力最大。 也有县在逆势聚人。2024年，28个省份里只有浙江和新疆的县域平均净流入率为正。 浙江是9.1%，53个县域中27个净流入，26个净流出，几乎对半。多数省份都在流失人口，浙江能做到这样，不容易。 浙江靠的是块状经济。义乌小商品市场上世纪80年代起步，诸暨大唐是全国有名的袜业基地，永康以五金闻名。 这些产业都是从家庭作坊一步步做大的。报告把浙江的人口流入，归因于市场推动的产业集聚，再加上省内发展相对均衡。 新疆走的是另一条路。 新疆县域平均净流入率是14.5%，排在第一。阿拉山口市2024年户籍人口3355人，常住人口1.7万，净流入率406.71%。 伊吾县是134.17%，玛纳斯县是118.66%。这几个数字都很扎眼。阿拉山口的人气来自口岸。 2011年5月，国务院批准设立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，这是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。现在区内有近800家企业，做物流、加工和贸易。 2024年，当地进出口贸易值突破300亿元。今年一季度，阿拉山口累计接待游客38.04万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