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元顺帝的嫡孙 元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年），即明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八日，进展迅猛的明军已进逼元大都。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，于清宁殿召集全体朝臣、三宫后妃与皇太子，正式宣布将退走上都（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境内）。宦官赵伯颜不花跪伏痛哭进谏：“天下乃是世祖开辟之天下，陛下当以死固守，奈何弃之而去！臣等愿率领军民与诸怯薛歹出城迎击敌军，恳请陛下坚守京城！”（《元史》卷四七《顺帝本纪》）顺帝叹息道：“今日岂可再蹈徽、钦二帝被俘的覆辙！”当夜即开启健德门，顺帝一行百余人出居庸关北奔，仓皇逃往上都（《明通鉴》卷一《洪武元年》）。八月二日，明军攻克大都，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战死。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，元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正式终结，北元时期由此开启。 不过，对朱元璋而言，统一大业尚未完成；对妥懽帖睦尔而言，仍心存南窥中原之志。在上都安顿之后，妥懽帖睦尔曾一度有所振作，亦取得过零星小规模胜利，但随着受命收复大都的齐王扩廓帖木儿被明军击败，顺帝彻底陷入消沉，于次年放弃上都，向东退守应昌（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西南）。至正三十年，即洪武三年，朱元璋“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以李文忠、冯胜、邓愈、汤和为副，分路北征”，其中李文忠所部“进至兴和，于骆驼山大破元军，随后直趋应昌”。顺帝在惊惧之中因痢疾驾崩，时年五十一岁，监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。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岐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明军乘胜攻占应昌，俘获“后妃宫人以及诸王、省院达官将吏不计其数，驼马牛羊不可胜数。同时缴获宋元玉玺、金宝十五件，玉册二件，镇圭、大圭、玉带、玉斧各一件”。（《续藏书》卷三《岐阳武靖王曹国李公》）。尽管李文忠此役未能擒获元新主留有遗憾，但已然战功赫赫，清初学者邵廷采曾感叹，自靖康之变“伯颜渡江，宋室六宫北迁，粘罕入汴京，徽钦二帝被掳东迁”之后，李文忠此役使得大片北方故土“复见汉官威仪”（《思复堂文集》卷十《读李文忠传》）。 尤为关键的是，除上述战利品之外，当洪武三年六月大军凯旋回朝时，南京城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俘虏——元顺帝嫡孙、继位君主爱猷识理达腊之子，时年八岁的买的里八剌。 朱元璋对这位前朝亡国后裔颇为礼遇，他公开坦言：“朕本为元朝子民，天下之乱，实非朕首倡发难。”甚至进一步提出：“元入主中国，百年之间，人口繁衍，民生丰足，朕的祖父也得以安享太平。”（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國史料》前编高丽史卷上《恭愍王世家》“庚戌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三年条”） 这并非矫情虚饰，而是朱元璋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精巧建构：元朝灭亡乃是天运更替，并非出自朱元璋的悖逆篡位。因此当中书省臣杨宪等人上奏，请求将买的里八剌献俘于太庙时，朱元璋反问：“周武王伐纣之后，曾施行献俘太庙这套礼制吗？”群臣回应称唐太宗曾施行此制，朱元璋反驳道：“唐太宗此举是针对王世充，若是对待隋朝宗室后裔，应当不会如此处置吧。”最终，他还专门下令要求宰相修改捷奏中轻慢无礼的文辞，对买的里八剌则“仅令其穿着本民族服饰朝见，朝礼结束后，赐予中原衣冠，命其行谢恩礼。”（《明史》卷二《太祖本纪二》）随后封为“崇礼侯”，“赏赐宅第于龙光山”，“饮食享用规格皆高于官民”（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十《故元遗兵》）。 朱元璋在诰文中称：“朕顾念尔为帝王后裔，依古制，赐封侯爵。”（《明太祖文集补编》卷四《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诰》） 二、宋金元的遗产 然而，崇礼侯这一封号，并没有“依古制”。它既不符合传统的“二王后”制度，也不属于“三恪”之制。按中原王朝的“古制”，新朝取代旧朝，应当尊前朝后裔为“国宾”：封爵、赐邑，允许他保留部分前朝礼仪制度。这套旧礼，古人称作“二王后”，又称“三恪”。 要阐释这一封号在制度史上的内涵，必须回溯到此前数百年的宋元时期，考察二王三恪制度如何在王朝更迭过程中发生根本性转型。 二王三恪作为中国古代宾礼体系的核心制度，用以彰显本朝承继统绪的正统地位。该制度的理论根源出自汉代所倡导的“尊先王，通天下之三统也”（《白虎通疏证》卷七《王者不臣》）的儒家天命循环思想。依据这一理论，历史遵循天命德运循环往复运行，新王朝建立后必须尊奉前朝后裔为国宾，以此表明对天命循环秩序的遵从。对二王三恪需以宾礼相待，允许其以天子礼制祭祀先祖，沿用前朝的正朔服色。前朝曾获天命眷顾，其制度亦出自圣人创制，仅因后世出现不肖君主，无法恪守原有制度，天命才发生转移。因此，新王朝通过尊崇前代王室后裔，既承认天命曾降临前朝的历史事实，也向天下宣示自身承接天命的正当性。 该制度能够长期维系的核心前提，是新王朝通过“禅让”程序完成政权更迭，因而需要在礼制层面承认前代的正统地位，以此彰显天命的有序转移。正如史籍所论：“魏、晋以降，犹相承不改者，则以既假禅让之故事，不得不修备恪之空文。然名虽托于宾王，实则同于幽禁，揆诸古昔隆礼先代之指，相去绝远。”（《续通典》